武汉文理学院举办2024年国家安全教育专题报告会
在修改宪法讨论的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人权入宪的直接理由，就是党的两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具体制度层面，表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了解释上的便利，这里对其存而不论，特此说明。
所谓整体性面貌，主要是针对一体中国的构造而言的。[56]如果把该条内容置于中国国体Ⅰ的系统之中，就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性内涵和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品格在共同决定着中国文化制度的内容和性质。简而言之，人大就是为公民的民商事活动遮风挡雨的庇护者。由于缺点，而不是由于犯错。那么，人民政协与各个社会阶层的连接纽带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解释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由于人民政协包含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联系纽带同样为人民政协与其所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所分享，那就是真理性代表的意识形态及相应机理。
所以，在人大与公民的社会关系上，人大的宪法义务就是通过立法权及相关职权的行使，来为社会自治提供宽松、自由的制度空间，并监督国务院及相应政府部门严格地遵守相关法律。这种结构性面貌则是中国宪法典所特有的，同时，这种二元性的结构性面貌也使得中国宪法（典）具有了更加复杂的面相。司法改革落实到什么程度，关键就看中共依法执政的法治化，我认为这是第一解套之方。
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这些话题，之所以不惜自找一点麻烦，自冒一点风险，说一些官方不太喜欢的话，无非是为了尽一个士人特别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无非是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说话空间或思想空间。秦前红：各位师兄、各位学友、各位同学，我很荣幸地接受邀请，并和童之伟教授、范忠信教授同时登台来讨论司法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有关问题。这就是司法审查，仅仅在这一个场合，有点平行监督的设置。我们可以这么说，宪法里讲的国体也好，政体也好，今日中国实际上的国体政体中，都难以回避一个最关键的属性，就是党领导一切。
但事实上，所有官方文书数十年一贯强调党领导一切，而且事实上就是党主导或管控着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一切公事。大家知道，公知现在几乎是贬义词。
现在有些地方办一些棘手的事情，都在耍小聪明。如果不从这开始，一切都没有希望。我们从来没否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八个字，我们是不赞成用那二十个字来解说这八个字。张释之说：这个市民的行为，只不过是犯跸，就是冲撞皇帝仪仗，是轻微违法，依法只应该罚金。
还有一个讲的是，我们在坐的都是法学人，法学人要去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点不是无端的争论，最高标准是把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制度化，制度的问题用技术和程序问题来考虑。我个人做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很多原则，我们做研究要本着原则做，不能靠看风向、揣摩上意，风向和上意我拿不准。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古人只片面地讲君在法上，鼓励君主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不注意君王守法问题。童老师说，我正在从武大调中南政法学院，我们一起到中南吧。
把宪法条文打开一查，发现并没有党领导一切的提法。这一篇小文章，张老师说，只有一段话可以拿出来在会上讲。
有人说周永康不是又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吗?我说他尽管提，可他不能再具体重复那二十个字。我们党组织，上自中央机关，下到村党支部，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如果就与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做出一个决定，发一个文件，也就是做出一个实际上行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决定，即使它违反了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即使它损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受损害的人都毫无办法——不能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敢受理审判;做出错误决定者也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如果这一点都不开始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无从开始。这样的规定，就等于宣告法高于党。比如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子就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君主也要守法。我想我跟他们两位除了多年的一种情感上的交往，还有很多精神上共同关切。当法律权威与党领导意志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按照三个至上说，先服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如果把这些权利的实际行驶机制建设的更优保障，更能兑现，更起作用，也就是更加实在可靠可行，那么它一定能共同构成一个制度的笼子，把一切权力包括党的权力限制住，使其不得滥用。
比如我在西南本科时的同年级老同学蔡镇顺、王志军二位，当然他们今天看上去比我更显得青春焕发一点，他们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所以，公民基本权利可以不要清单，但是公权力一定要有清单。
如果他真上了，我们这些人狠批过他的人可没地方跑，所以一度把我急得不行。直到今天，如果谁要单独主张宪法法律至上，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说：不行，我们要三个至上，我们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然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
廷尉张释之问清案情后，只判处罚金四两。今天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好，法治中国建设也好，如果要解套，一定要从党的权力进入司法审查开始，一定要从党和国家权力不同主体间的平行制约开始。
为什么感到紧张呢?我原来判断，薄熙来一定上不去，但后来好像我的判断错了。许崇德先生对我说，不能那么书生气，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表态!让大家早点表态，学理性高低是水平问题，在其次。说到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我记得有两个历史小故事。我就写了一篇从体制上反思周永康的文章。
君王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君主意志就是法律。其实，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想，法律如果对我稍有不利时，最好是我一个人在法外，获得超越法律的特权，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法内。
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我们党作为实际上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主体，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却是一个没有法律责任的主体，一个法外主体。党领导一切的国体和政体，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的艰难问题。
中国历史上实行君主制，皇帝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胡作非为，历史上也曾认真探讨过君在法上还是君在法下的矛盾冲突化解问题。今年武大法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教师代表致辞时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在当下法治发展的时刻，你面对危险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嘲笑那些勇敢的、有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是不要扭曲如蛆虫，这样一个时代是需要法治呐喊的。
要不是这一改，我就是武大历史系的，就跟各位是校友了。所以那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跟童教授、范教授在一起，我就不应抢夺话语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垫在下面凸显他们的高大。既然反感人家说你是公知，为何又愿意并且热心去谈论一些公共话题呢?原因很简单——就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与深大的叶海波校友、中山大学的刘志强校友讲过的，也是出于无奈。
现在我有意把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来讲，因为党领导一切导致国体政体分不开。对她，可以说无条件地爱，爱得不讲道理;硕士阶段的母校像养母，尽管不是生身的，但是她实实在在养过你，有养育之恩，我们也会比较真心地爱;博士阶段的母校像继母，因为更多是一个名分上的关系，生身、养育的涵义都已经不大了，你已经有人生过了养大了，最后只是老爹喜欢她而附带地给你一个母子名分而已。
这件事应该算是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君在法下事实的一个例证。那时候我在上海开了座谈会，这个实际上大多数学者是有共识的。
按照这个三母标准，我跟武大之间这样一种心理上的渊源关系，应该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至少相当于准继母吧，只不过没有正式办理入继手续而已。它如果是学者提出的观点，那无所谓，但如果是官方提出来的，那可能就会在法律生活中成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太上宪法。
